北洋大学的“应变护校”


今晚报 2015年7月24日第17版

方华灿

我1948年入学北洋大学时,正值天津解放前夕。11月底,国民党天津守军进占北洋大学,在校园的北教学大楼顶上架炮,构筑了炮兵阵地。学校被迫停课,学生在平津有家的大多回家了。留校的大部分在学生自治会安排下,疏散到市内河北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教学楼里暂住;很少数学生坚持留在校内,自愿参加护校队。这时,学生自治会专门成立了“应变护校委员会”,统筹领导西沽校园内的护校工作和暂住河北女师的同学们的生活。我当时被推选为应变护校委员会的“监事会”的监事。

护校队员们很辛苦,开始是搬运器材,将原来分散在教学楼、化学馆的一些实验室里的仪器、设备、化学药剂等,搬运过来,集中储存到教学楼的底层地下室里。除了做“搬运工”之外,护校队员们还要做“更夫”,夜以继日地分批轮流在校园及楼内进行巡逻,防止“趁火打劫”的,保护好校产。就这样,护校工作一直坚持到12月下旬,直到大战即将打响,国民党军队执意撵学生走,护校队才被迫离开校园,迁至河北女师。

护校队员的到来,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,大家向他们致敬。这时,暂住女师的几百名北洋同学,形成了一个同舟共济、共度时艰的温暖大家庭。大家不分班级、系别在工字楼教室和体育馆的地板上“打地铺”。白天由应变护校委员会组织的多种多样活动,丰富多彩。开辟的阅览室可以读到进步书报,我就是在那里读的艾思奇著的《大众哲学》。各个社团开展了各种文娱、体育活动,非常活跃。晚间,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民青(民主青年联盟)组织了多个读书会,大家凑在一起交流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,传播进步思想。我参加的是由北洋大学地下党党支部委员魏兆民主持的读书会,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及蜡烛光下(因局部停电),学习了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也就是在这种启蒙教育之下,我参加了民青组织。

北洋大学应变护校委员会是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工作的。主席张恩桐(电机系四年级学生)直接由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启绍(机械系三年级学生)单线联系。我们几百名同学吃饭不花钱,伙食费都是地下党领导取得“反南迁(学校)”胜利后向校方争取来的“学校南迁费”。1949年新年元旦清早,突然在楼道里发现用大字报贴出的毛泽东写的新华日报社论《元旦献词》——原来,这是地下党支部组织党员在夜里抄写张贴的。后来,虽然国民党军、警、宪联合来校大搜捕,但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,他们毫无所获。

总之,就这样在地下党领导下,北洋大学学生团结一心,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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